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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帝（法语：Charlemagne、德语：Karl der Große、英语：Charles  the Great、拉丁语：Carolus Magnus，742年或747年—814年1月28日）也译作查理曼大帝或卡尔大帝，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年—814年）。

背景西罗马帝国在480年灭亡后，日耳曼人攻占了高卢。这些日耳曼人自称法兰克人，拥有一个能干的首领克洛维。克洛维在高卢建立起王国，这就是墨洛温王朝。他实行封建制度，将土地分给亲信、教士等。克洛维死于511年，成就斐然，其所遗留下来的向外扩张征服的动力，由其继承者继续维持下去。  然而，到了6世纪中叶以后，法兰克人逐渐将精力转到内战方面，从中获得利益的是王公贵族，他们在7世纪左右控制了王国的大局。身为克洛维子孙的国王，则大都沦为傀儡，虽然在政治上仍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没有实权，仅仅依赖墨洛温王族的血统，维系着人们对他们的尊重。686年，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公爵（或称为东法兰克公爵），在特尔崔（Tertry）击溃敌人，从此之后直到他去世的714年为止，掌握了王国的最高权力——宫廷总管（即世袭的宫相）。他在对内对外的事务方面都有卓越的功绩，但是比较重要的成就是扩大了领土的范围，其版图主要位于缪斯-摩塞尔（Meuse-Mosel）地区。这位公爵就是后来的丕平二世（Pippin  II）、查理曼的曾祖父。
历史学家对丕平的“统治时代”所知甚少，但它显然以活跃的军事行动著称，继承他权位的儿子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意为铁锤），即以此闻名于世。四处征服之所以成为比较重要的成就，因为即使战利品不是土地，它也带来了财富；而财富是成为势力强大的诸侯的物质基础。查理不但与异族如撒克逊人等作战，甚至还扩张到了弗里西亚（Frisia）地区。
更有意义的是，他重新巩固并加强了内部的中央集权统治，而且利用击退于711年入侵西班牙的回教徒的机会，迅速摧毁了基督教徒建立的西哥特王国（Visigothic  Kingdom）并开始将势力渗透到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地区。732年，查理在普瓦捷嬴得一场著名的战役，此役使他获得基督教守护者的地位。
履行基督教徒的义务并不是丕平唯一的动机，王国内部的基督教信仰普及化能够加强统一和安定，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只一次教导人们（例如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二节）：上帝任命当权在位的人，并且要求人们服从他们的统治。至于对教外人而言，皈依不但可以使他们比较不会轻易对信仰相同的人发动战争，而且基督教是法兰克王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查理而言，这些传教土是他自己以及法兰克王国的权力代理人。但是，他们还是另外一个权威的代理人：教宗。
鲍尼法斯和他的同伴以教宗所授予的权力工作，他们仰赖罗马当局的支助，而且满心崇敬地效忠圣彼得以及此后继任他的历任教宗，尤其最典型的是格列高利一世（604年去世），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尊奉为英格兰的使徒。
查理，这个将伊斯兰战土挡在高卢外的英雄，使得墨洛温王朝的国王成了真真正正的傀儡，但在有生之年，他并没有结束墨洛温王朝，完成这一使命的是他的儿子丕平三世。
丕平三世（Pippin III，绰号“矮子”（the Short））和他的弟弟于741年继承父亲的权位，按照墨洛温王朝国王的惯例，要将封国分家。这个丕平身材矮小，但是志向郤很远大。除了有野心，丕平还是个相当不错的政治演员，他并没有直接废掉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而是请问教宗，由于国王不理政事，他这个宫相应该怎么办。当时的欧洲尚有许多地方没有安定，在未开化的山区，基督斆仍然是被攻击的对象，所以教宗也急需强有力的支持，于是表示谁为法兰克操劳，谁就是它的主人。这个回答正合丕平的心意，所以丕平名正言顺地结束墨洛温王朝，开创了加洛林王朝。这个决定令教廷从此放弃了整个罗马帝国，专心一意地经营西方，而此一决定对罗马帝国的未来也产生了难以估计的重大影响。
长久以来，教廷与罗马帝国的皇帝陷入无法调解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这些争执虽然通常潜伏不彰，但也不时爆发成为激烈的冲突。然而，罗马是罗马帝国管辖治理下的一个城市。虽然一般通俗的看法认为，罗马帝国5世纪的时候已经灭亡了，但是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灭亡的只是西罗马帝国）：在6世纪，（东）罗马帝国重建了对西方的统治。特尔崔战役爆发的时候，罗马帝国的首都位于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也因此通常被称作拜占庭帝国。但是它仍然拥有相当多的意大利领土，包括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部分南部地区和东北部地方，以及总督、主教所驻扎的拉韦纳和罗马公国（Duchy  of Rome）。这一年是公元751年。
此后，加洛林王朝的运气似乎很不错，几乎每次打仗都会大胜而归，但是真正让加洛林王朝史无前例地光荣的是丕平的儿子查理大帝。教宗介入国君即位的事情在过去并无前例，而将擦油的膏礼和地位的晋升连成一气，对法兰克人而言，亦属空前之事。其主要的目的，在于使没有墨洛温王族血统神圣力量的丕平，能够获得他自己所独有而且更强大的神圣力量，也就是上帝的恩宠。亦因为教宗遇上不久之前伦巴底人攻陷拉韦纳，并取得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东北部的大部分领土，对罗马城的威胁因此更加严重。因此，754年，丕平在法兰西亚（Francia）许下承诺，要从伦巴底人手中收复这些失去的土地，而且要它们移交给教宗。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是被“君土坦丁的奉献”（Donation  of Constantine，一个著名的伪造文件，在几个世纪以后才被揭发出来）所说服而作了这项承诺。
司提反二世为了表示报答丕平，下令禁止从任何其他的家族里面选出国王，并且为丕平再次举行膏礼，也为他的两个儿子涂抹圣油，使他们以后能够就任王位，进而授予他们父子三人“罗马贵族”的头衔，以显示他们担任教廷的武力保护者的角色。
摆在丕平眼前的还有760年代的征讨大业，他以残酷的手段和几乎是连年不断的战役，征服了独立自主许久的阿基坦。但是凯旋归来的丕平郤一病不起。他抵达圣丹尼斯（St.  Denis）的时候，在死前即时立下了遗嘱的条文，交待依照惯例划分遗产。768年10月9日，当查理的弟弟卡洛曼（Carloman）在苏瓦松（Soissons）即位的时候，查理也在努瓦永（Noyon）登基为王，历史上最著名的统治时代之一于焉展开。

早年统治时代（768年–781年）
查理与卡洛曼（768年–771年）   查理大帝为中世纪的军队领袖。


   
法兰克福的一座查理大帝的雕像


两人分享统治权力的年代是一段黑暗期。一般而言，查理和弟弟的关系虽然是明明白白地互相敌视，但是他们为了情势的需要，都应宗的要求，派遣教士参加七六九年四月在罗马举行的一场会议。然而，同一年在阿基坦发生的事情，显示存在双方关系中的裂痕已经非常明显了。查理在当地指挥他担任国王以后的第一次战役，讨伐胡那德（Hunald）所领导的叛乱。胡那德可能是外法尔的儿子。查理的军队人数虽然少，但是己经足够在春天将叛变弭平。  查理能成为杰出而且成功的军事领袖有部分特质：当下的反应迅速而且大胆；拥有将问题推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的决心；能够专注于结集足够的力量以达成他的目的：提出威胁和要求时都非常的强势；而且他了解要塞堡垒的重要性。  在这个时候，查理也成为德西德流斯的另外一个女婿。从丕平三世和塔西罗之间的嫌隙、丕平对伦巴底的作战，以及查理日后对这两位伙伴的处置方式看来，在某些人认为，这个协定，似乎反映了查理对他的政治敏感度，仍然没有相当的把握。其实不然，它正好证明了他的政治手法很敏锐。追求协定的目标，显然是卡洛曼，他是这三方面当前潜在的敌人。教宗史蒂芬三世（Stephen  III，七六八至七七二年在位）对法兰克人与“最污秽恶臭”的伦巴底人联姻的事大感震惊，甚至扬言威胁要开除查理的教籍。但是教宗在获得一些领土和其他特权后，态度转趋于缓和。这时被孤立的卡洛曼，只能够向罗马城内的德西德流斯的敌人寻得支援了。  不论查理的意图到底为何，卡洛曼在七七一年的十二月去世，他的王国和平地转移到查理手中。卡洛曼的遗孀带著孤儿幼子，和几位贵族逃到了意大利；查理的伦巴底妻子此时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她的下场前途到底如何呢？当卡洛曼去世的消息一抵达的时候，她可能就被迫收拾家当行李了。有人会觉得她是做了一项正确的决定。查理向来并不心狠手棘，而且他是一位热爱家庭的人。然而，他也是那个时代的一名政客，明白必须要随时保持警戒，而镇压有威胁的势力时，也得毫不容情。

撒克逊尼与意大利（772年-777年）查理的第一项事业，也是他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征服撒克逊尼（Saxony）。撒克逊人是个古老的问题了，他们历经了好几代的相对平静的时光后，在第八世纪的时候复兴，这与西发里亚人（Westphalians）于七零零年前占领了利伯河（Lippe）与莱茵河之间的土地有关，他们因此成为法兰克人的直接近邻。西发里亚人是构成撒克逊人的四个集团中的一个成员，其他还有居住在易北河（Elbe）下游两岸的安格拉利亚人（Angrarians）和东发里亚人（Eastphalians），以及被称为“北方人”的诺德留第人（Nordliudi）。和查理关系最切的是前面的三个集团，他们又被称作南撒克逊人。撒克逊人处于十分独立的状态，他们没有任何持久的中央权威，这个特点使他们很难和别人打交道，并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常常不能够信守约定。边界上大部分是开阔的土地，给予他们尽情抢劫的机会，而抢劫的行动在某些地区经常发生。查理的祖先常常征讨他们，以进行惩罚和掠夺。丕平在七五八年强迫他们进贡：在第六世纪的时候，要求的是五百头牛，而现在，进贡的数字则订在三百匹马；显示骑兵的地位愈来愈重要。查理决定征服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要一举清除长久以来的危险、嬴得声望、获得财富和土地以奖励他的手下，而且也是要取悦上帝，为崇拜异教的撒克逊人带来正确的信仰，解救他们的灵魂。至于将统一日耳曼民族的理想强加在他身上，是一个违反历史事实的幻想。  艾因哈德指出，法兰克人之所以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以纯粹的报复为满足。一些证据也明白显示，在七七二年的时候，国王率领了一支强大的部队，目的在归化异教徒，为了这个目的，他随军带领了许多的神职人员。查理首先突袭爱瑞斯堡（Eresburg），当地是通往重要的战略要地，一直被德国的学者称呼为威悉要塞纳（die  Weserfestung）的堡垒。攻击爱瑞斯堡，显然不是为实行掠夺而选择的软杮子。查理似乎还在当地留下一支部队驻防，并且从此地继续挺进，到达撒克逊人崇拜祭祀偶像神明伊尔明索（Irminsul）的地点，夷平了它的神殿，并饱掠金银财宝而去。这般亵渎神明的行为，自然会挑起敌人报复的行动，如果机会还允许的话；而进行这种侮辱的行为，必须要有彻底征服对方，以及让他们改信基督教的准备。查理在撤退大军之前，势力深入到达威（Weser），并在那里接受人质。  无可置疑，查理在七七三年的时候，已经决意要将他对撒克逊的计划向前推进，但大局环境郤别有发展。当年稍早的时候，教宗哈德良一世（Hadrian  I，七七二至七九五年在位）派遣一位特使，要求查理援助抵抗德西德流斯，因为德西德流斯不仅未曾履行领土协议的安排，还占领了一些教宗的领地，而且要求哈德良一世为卡洛曼的儿子们举行膏礼，使他们即位为国王。德西德流斯相信，教宗所举行的仪式，能够使卡洛曼的儿子们在要求继承权的时候，获得无上的权威，并且成为对付查理的宝贵武器；为自己女儿被饬回的事情而冒火的成分，似乎赶不上趁机加强自身地位的动机。哈德良传记的作者宣称，德西德流斯想要统治整个意大利，但是他显然不是这样雄心勃勃的征服者。当他在七七三年向罗马进军的时候，开除教籍的威胁就让他打道回府。查理当时正忙著处理撒克逊人的问题，不愿介入此事，而且他也不能确定，到底应该相信哈德良或者是德西德流斯，因为德西德流斯的使节宣称，他已经满足教宗所有的要求了。即使被派去调查真相的法兰克王国巡按特使回报说，德西德流斯确实占领了那些有问争议的领土，而且拒绝放弃它们，查理仍旧希望能够避免冲突，于是愿意提供一大笔的款项，要求伦巴底的国王交出土地。德西德流拒绝了这项提议，因为他心里明白，查理的提议显示了他不愿意开战。但是，这次他郤没有料想到，查理竟然敢暂时放下撒克逊的问题，率领部队南下。  查理按照他一向最喜爱的策略，将军队分开赶赴战场，然而两支部队都在阿尔卑斯山南部的峡谷遇到阻碍。查理两度提出和平解决的方案，但是都遭到拒绝。一支部队最后克服了山地，绕到德西德流斯的后方，德西德流斯仓皇撤退，回到首都。伦巴底人将自己锁在城里，等待敌人在作战季节结束时，自动打道回府；而当时已经是九月了。然而，拥有过人的毅力，是查理最大的优点之一，他不愿意玩这种游戏，而决定停留下来，在冬天继续进行包围。此后几个月的军事行动几乎无人知晓，只知道查理带领军队到达维洛纳（Verona），而卡洛曼的遗孀和儿子们在那里投降。七七四年的六月，帕维亚（Pavia）终于陷落，“伦巴底人从意大利各城来到这里，向伟大的国王查理以及法兰克人表示臣服”（AKF）。  表面的情况虽然如此，但是这并不表示伦巴底人已经变成法兰王国的臣民。伦巴底王国继续保有其地位，只是查理已经取代德西德流斯的位子，所以他现在正式的头衔是：“查理，根据上帝的恩宠，担任法兰克人与伦巴底人的国王，以及罗马的贵族。”在七八一年的时候，伦巴底人的自尊心获得更进一步的满足，查理的儿子丕平，在意大利接受教宗哈德良的膏礼，成为伦巴底的国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法兰克人的加冕礼）。法兰克人虽然逐渐迁入，但是伦巴底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几乎完整保留不变；简而言之，这个王国大体和以前一样继续存在下去，只是国王换人而已。北部的伦巴底人消极地接受了这个情势，只知道有一次叛变发生；来自意大利中部，势力强大的斯帕雷托公国（duchy  of Spoleto）的威胁也没有实现；而南方的贝内文托（Benevento）公国则不然。  对查理而言，接收伦巴底王国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一刻，但他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复杂诡谲的意大利政局里。教宗、罗马帝国的皇帝；以及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为了权位利益，在那儿不时相互排挤对方。但若没有和罗马更亲密的接触，800年的加冕会是难以想像的事情，而他新近获得的地位，也使他在拜占庭的眼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不论是要讨好或者反对他，势必都得把他当作对手看待。不要忽略了这次征服行动所具有的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七七四年是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开端，来自北方的列强从此不断介入意大利，几百年来控制和决定了它的历史，而且塑造了这个国家的现况。  征服南方的收获，要在北方支付代价。在七七四年的时候，撒克逊人四处蹂躏，深入到达赫斯（Hesse）；人们都相信，他们没有焚燬鲍尼法斯在弗里茨拉（Fritzlar）的教堂，以报复摧毁伊尔明索神殿的行动，实在是上帝施行的一项奇迹。查理返回的时间太晚，只能够派一些部队进入撒克逊尼，进行掠夺与騒扰，但是他在七七五年率领一支大军渡过莱茵河。这次征战是一大胜利：法兰克人突击了西堡（Syburg）西面的堡垒，再度占领爱瑞斯堡，并且加强了当地的防御工事；还嬴得一场正面的会战，迫使东发里亚人、安格拉利亚人和西发里亚人先后投降。但是查理在七七六年初因事必须南行，在回程的时候，听说撒克逊人又重新武装：爱瑞斯堡遭到弃守，驻扎在西堡的军队也受到攻击。此次撒克逊人的军事力量不容忽视，他们在这两个要塞地区都布置了围城的器械。  查理所率领的另外一支大军迅速出现，使撒克逊人大为震惊，数以千计的撒克逊人结集在利伯河发源地附近的利伯斯平格（Lippspringe）投降，而且保证会改变信仰，成为基督教徒。当地曾经是伊尔明索神殿的所在，如果说刻意选择此地，是为了强调法兰克人所信奉的神祇之优越地位，一点也不会令人意外。他也在利伯河上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堡，并且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称之为卡尔斯堡（Karlsburg，译注：Karl  和Charles 来自同一个字源），后来的投降与受洗的典礼都在那里举行，而且决定于七七七年，在附近的帕德本（Paderborn）举行人民大会。这项决定显示他对撒克逊尼西部地方的控制已经很穏固了，通往帕德本的道路显然非常安全。这条路线似乎肯定就是经由多德蒙（Dortmund）到莱茵河的古道，而且沿路可能都受一系列由国王亲信的臣子所占领的产业所保护。选择帕德本的目的很明白是要向撒克逊人门白宣示：他现在控了这个地方，用强力的方式展现他的实力，以博得人们的敬畏，而这实力更因为西班牙的回教外族统治者的出现更显得重要。结果令人十分满意，几乎所有被召唤的撒克逊人都出席了大会，并且迫不及待地重新宣誓效忠，同时也有进一步的受洗仪式。  七七六年到七七七年的事件被视为划时代的大事。一位编年史家深受感动，他回顾说：此事发生的时候，上距格列高利一世去世，已经有一百七十二年。他显然认为国王完成了教宗归化撒克逊人的任务。另外一位编年史家，则将他和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相提并论；一位诗人甚至将此事比拟为耶稣基督再度莅临以解救世人。这次胜利对查理本人也有重大的影响。他虽然是个精明老练的军人与政治家，但是信仰也非常虔诚，他深信自己作战的时候，是以上帝忠诚子民的身分批甲上阵的，并且坚信尘世间一切事物的命运，都取决于上帝的决定。从他目前的非凡成就来看，除了是上帝对祂忠心的戢士的努力感欣慰喜悦外，难道还可能会有其他的结论吗？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确定得到上帝的支持，更令人喜悦的呢？但是，最激烈的冲击仍在前方。

西班牙与战后的余波（778年-781年）查理的西班牙之役，一般认为是他与参加帕德本大会的回教徒之间所建成共识的结果。其中的两个人因为某些家族因素，仇恨西班牙的回教统治者，亦即哥多华（Cordova）的国王。第三位是伊本—艾尔阿拉比（Ibn  al-Arabi），当时担任巴塞罗那的总督，或许同时也是格罗纳（Gerona）的总督，他自己和他所统治的城市都向查理投降，显然也对西班牙的回教统治者很不满。然而，查理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要翻越比利牛斯山作战。他计划在七七八年到罗马过复活节，请教宗也新生的儿子卡罗曼（Carloman）授洗（哈德良在七八一年为他施洗时，改名为丕平）。教宗收到一份查理的报告，说回教徒准备入侵，而他将要带军作战。换言之，这场征战其实有先发制人的意味，虽然也一定有其他的动机，例如，想要获更多的领土，以及救援西班牙的基督徒。一般都相信，查理入侵西班牙的时候，他预计伊本—艾尔阿拉比会予以支援，但是证据郤指出，后者抛郤向查理效忠的誓言（日后一位巴塞罗那的总督，在七九七年宣示效忠，然后也在两年内决定抛弃誓言），态度转变为敌对。  在比利牛斯山发生的悲剧并非是国王所需要面对的所有问题。当他一抵达奥塞耳（Auxerre），就得知撒克逊人又再度叛变了。卡尔斯堡已经被毁，撒克逊人正在大肆蹂躏莱茵河地区，犯下许多残酷的暴行。发生在七七七年的让人欣喜异常的事情才刚过不久，这次叛乱无疑是一个严重可怕的打击。西班牙的灾难已经显示了上帝的不悦，这件事情除了更加证明上帝的不悦之外，难道还能够有其他的解释吗？他在阿基坦以及意大利的成就是否也将要不保呢？甘秀夫将七七八至七七九年的时间形容为危机的时期；不论当时的状况是否真的那么危急，我们有理由相信，查理的确认为如此。  他的反应必然还是以政治和军事的措施为主。他派遣一支部队对抗撒克逊人的掠夺，在他们撤退时赶将上去，将他们打败。七七九年时，查理自己率军在撒克逊尼作战，迫使他们全面投降。当他在七八零年再度挥军北上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什么足以值得一提的抵抗，而他继续挥军向东推进，首度到达了易北河。诺德留第人与住在河对岸的斯拉夫人都投降臣服，并且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查理并且在当地建立了一个传教组织。  如果上帝的愤怒未曾缓和，一切政治和军的行动都将是徒劳无功。七七八年九月到七七九年五月之间，查理似乎很少离开他早年在缪斯河上的住所贺斯塔（Herstal），而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在在显示，这一段期间，他一直在思索、讨论，自己怎么会让上帝感到失望，以及要如何才能够重新获祂的支持。身为一个基督徒君主所包含的义务，已经被人们详细讨论说明数世纪之久，流行于查理时代的看法，也已经成立许许久了，而且一直未曾遭到质疑。他可能从小就受到这些看法的影响，但是一直要到现在，这些看法或许才不再是一些陈腔旧调，而牢牢地抓住他的心思，对未来的结果也有深远的影响。

继续进行的扩张行动（782年–804年）
撒克逊尼（782年-785年）如前所述，撒克逊尼的情势在七八零年显然很平静，这种情况维持到七八一年，巩固统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查理在七八二年利伯斯平格人民大会举行时，依照其他一般地区也推行的地方政府位的情况，将当地划分成郡县，并且任命一些撒克逊伯爵。他返回法兰西亚不久，命令撒克逊尼参加战役，以征讨入侵绍林吉亚（Thuringia）和撒克逊尼本地的斯拉夫人。然而，就在这节骨眼，撒克逊人“又在威杜金（Wudukind）的怂恿唆使下”起来叛变（AKF）。  撒克逊之役引起一些充满罕见的想像力的论点，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觉得可以根本不提血洗费尔登（Verden）的事情。有一种解释不断持续出现，认为撒克逊人对查理的反应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贵族出于自私自利的理由而偏向支持他，其他人则为土地与自由英勇奋战（威杜金打破了阶级的界线，与他们共同奋斗）。这种看法令人觉得舒服整洁，足以支持某些广泛流传的偏见，很容易了解其魅力之所在，但是很难成立，不仅是因为贵族的势力庞大，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抵抗的行动很难能够持续那么久，更别提如果他们反对抵抗的情形了。但是，的确亦有不少重要的撒克逊人支持查理。  或许引进郡县制度，预视到未来的统治会更加严密，引起了当地人们的紧张；但是最挑衅的可能是在律令中，那些关于撒克逊尼的三十四项恶名昭彰的条文。它的年代并不确定，许多历史学家倾向七七七年或七八五年。它的规定缺省了郡县制度架构，当时似乎穏定下来的局面，鼓舞了查理在七八二年建立郡县，也说明为什么律令会在当时颁布。它激起许多以历史研穷的外衣包裹起来的愤怒，例如，哈尔芬（Halphen）指它是“无与伦比的惨刻严酷”以及“恐怖的统治”。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如此的看法。这部律令的确残酷，但撒克逊的“民族”（national）法也是如此，它继续使用暴力，认可的死刑罪非比寻常的多。此外，这部律令残酷的地方，并不是针对全体撒克逊人，它的对象是信奉异教的撒克逊人。在十一项明确规定死刑的条款中，只有三项是处理触犯世俗、公众秩序的问题；其他的条款是关于护卫基督教的大义或者是根绝异教信仰的问题。所以，死亡所威胁者，是放火或抢劫教堂、杀死神职人员、在四旨斋期间吃肉（除非有必要，但是神父必须调查清楚）、吃食人肉、焚烧尸体、拒绝受洗、以人为祭祀的牺牲、或者是积极或消极地支持仇视基督徒的异教信仰的人。但是，另外一项考虑精细的条款规定，如果犯了这些罪行的人，在还没有被侦察出来时，就向神父忏悔，而且确实悔悟，则死罪可免。其他的措施还包括要求撒克逊人为教堂提供土地、奴隶，缴交财产税以及什一税，定期上教堂等等，同样明白显示查理要将撒克逊尼建立成为纯粹基督教地区的决心。  不能够支持容忍不同多样化的信仰与其相关的行为，触犯了现代西方人的感情，这种价值贯穿了欧洲史的大部分时期，也并未完全在现代世界中根除。其实，在自信拥有基督教真理的更早期社会，他们对不信神的人所持的态度，与意识型态上极权的现代社会，对异议分子的态度，两者之间极为类似。查理可能认为自己如果不竭力促进基督教，以及打击异教信仰，则会触怒神圣的上主，而不能完成他对上帝，撒克逊人，以及其他臣民的义务，因为他们的福祉完全仰赖上帝的慈爱。从查理的观点而言，撒克逊人如果接受了信仰以及信仰的要求，就无须害怕律令中的规定，因为它提供了秩序、文明教化，以及价值无限的未来灵魂解救，所以它是非常慈善而且有益的。而一点也不令人意外的，许多撒克逊人并不以为然。  编年史家告诉我们叛军如何在荀特尔（Suntel）山脉，与原来要前往对抗斯拉夫人的奥斯特拉西亚人师，而且虽然已经有两位重要的法兰克人阵亡，情势犹在持续恶化。如果事情就如此结束，唯有老天才知道学者将如何评断查理。根据年鉴修订者所揭露的事实，由于几位一心追求荣耀的指挥官和一支纪律不良的骑兵出击，法兰克人几乎是被屠杀到最后一人，阵亡的人之中有国王的管家、侍卫长、其他四位伯爵以及二十位贵族。查理的反应迅速而且恐怖，他以一支仓促成军的部队挺进撒克逊尼，从撒克逊人的领袖手中接过四千五百个叛军-----  这个数字完全没有疑问，而且在费尔登，一天之内将他们通通处死。或许是情绪及处心积虑所至，促成了如此极端的行动。如果这次大屠杀发泄了他对撒克逊人顽固的背信行为的愤怒、对损失老战友的悲伤心情，以及报复的欲望，它也有除去一大部分反对势力的好处，而且他或许认为，可以藉此威吓残存者，使他们永远臣服。  如果他真的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这次大屠杀可能激起撒克逊人更强烈的抵抗。无论事实如何，叛军在七八三年的时候，人数多得足以和查理打两次堂堂正正的对阵仗，而且，他们虽然两次都损失惨重，让查理一路蹂躏到易北河，但是叛变在次年依旧支配著撒克逊尼地区。查理再度蹂躏了更远、更广大的地区，法兰克人也在战场上再度获胜，然而反抗依然持续下去。  查理这时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在撒克逊尼过冬。他和众将领从爱瑞斯堡率领突击队，四掠夺抢劫，攻占防御工事，取得道路的控制权。这些战术很成功，在七八五年的夏天来临前，当地终于被镇压平定下来，威杜金的投降确定了最后的胜利。七八五年的年底，查理在法兰西亚的阿提格尼（Attigny），担任威杜金洗礼时的教父。国王使撒克逊人信奉或者再信奉基督教的工作，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编年史家说“当时全撒克逊尼都被征服了”，从这一句的简洁的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颇有道理的满意之情。它终于被镇压下来，而且情况维持了七年之久，查理在这期间投身一个的行动舞台-----  东南地区，对付柔然人（Avars）。

柔然（788年-797年）柔然人是一支亚洲民族，他们大约在五七零左右移居到班诺尼亚地区（Pannonia，大抵而言，包括今天的匈牙利西部和奥地利东部），其势力在随后的数十年之间达到顶峰，他们以及其属下众多的斯拉夫附庸，对整个巴尔干肆行前所未有的劫掠蹂躏，在该地造成莫大的恐惧。但是柔然人在六二六年突袭君士坦丁堡的行动中失败，导致其帝国的分崩离析，此后得忙于处理内部的事务而无暇他顾。查理和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在七八七年到七八八年之间瓦解，拜占庭帝国的部队在七八八年底大举入侵意大利南部地区。塔西罗、柔然人，以及拜占庭人极有可能携手合作，而AKF似乎也肯定这个说法他们还握有塔西罗的伦巴底妻子丽特佩嘉（Liutperga），她是一个坏到骨子里头的女人。这么推测是颇有一些道理的：她有仇恨查理的十分充分的理由，他不但休掉她的妹妹，还将她的父亲逐出王位；她的另外一个姊姊阿德佩嘉（Adelperga）是贝内文公爵的遗孀，也要求帝国当局出兵介入；她的兄长阿德奇斯（Adelchis）是拜占庭的军事计划里面的一个主要人物；而且伦巴底和柔然人素来维持友好的关系。  但是，柔然人出师不利，而他们大举增援回到战场的时候，又再一次被击溃。查理在七八八年底到达瑞根斯堡（Regensburg），组织安排在边境抵御他们的工作，而且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任命了前妻希德嘉（Hildegard）的兄弟格洛德（Gerold）为巴伐利亚的总督。但是他似乎不愿意主动攻击柔然人，也不要将他们逼到绝境而引来危险，因为七八九年的时候，他在易北河以东征战，迫使威尔齐德（Wiltzite）的斯拉夫人暂时投降；这一支斯拉夫人和斯拉夫的阿博德利人（Slavic  Abodrites）一样，一直敌视法兰克人以及其盟友，所以造成了这一次的攻击行动。七九零年则不太寻常，查理完全没有外出征战，但是与柔然人的问题已经在酝酿发酵了，问题只是在边境的什么地方爆发而已。虽然没有史料明白说明当时的过程，但双方的协商显然未能达成结果，早在七九零年的时候，柔然人几乎已经下定决心，要使用武力表达他们的立场了。不论实际的过程到底如何，查理在七九零年，派遣他最大的部队到达巴伐利亚，以便抵御柔然人，当七九一年他取得主动攻击的地位时，他的目的是要报复“令人无法忍受的滔天巨恶，他们侵犯了神圣的教会和信奉基督的子民”（AKF）。  这次战役的基督教气氛确实非明显浓厚，必须被放在查理近来所面对的危机背景中来观察暸解。巴伐利亚  ----- 柔然 ----- 贝内文托  ----- 东罗马帝国组成的同盟，在七八七年到七八八年间所构成的威胁，是随著七八五到七八六年的严重阴谋而来的。我们不难想像这些事情能够激起怎样的想法，一如他的第二部重大律令改革  ------ 贺斯塔律令，是被七七八年的危机所激发而来的，这次则产生了七八九年的＜大诰＞。这部篇幅长且极重要的文件非常强调神职人员必须服从遵守教会的法规，其实它大部分的条文都是以被称为＜狄奥尼西欧  -----  哈德良＞的教会法规集所收录的文字为基础。部法规集是查理在七七四年由意大利携回的，但是查理的律令触及到更深更广的内涵，几乎等于是基督徒原则的一项宣示，以和平、平等、和谐等等原则，当作转化社会的基础。这部律令反映了查理信仰的虔诚与热诚，对异教徒柔然人的征战亦然，它必定是被视为一场圣战。九月初的三天里，扎営在恩河（Enns）边境的部队，专心朗诵连祷文、做弥撒、吟唱诗篇。其他的部队则空腹行军；查理自己厉行断食以获得精神的支持。查理写给妻子法斯特拉达（Fastrada）的信里面，详细说明了自己如何努力求取上帝的协助，以安然度过横陈在前的危难，同时也要求家人要有同样的作为。没有人在读到这封信以后，会不相信他的虔诚信仰所具有的力量和一片赤诚。就查理的个人风格而言，这封信客套寻常得令人有些迷惑-----  他向妻子和几个钟爱的女儿表达深情的问候，说自己处境安全而且身体健康，并且有些讶异，为什么从瑞根斯堡以后就没有收到家书。信里面也告诉我们，一支从意大利来的部队，在八月底攻击柔然人，而且重创了柔然。柔然人随后军心涣散，可能是查理继续进军他们的领土时，他们没有坚守阵地作战的一项原因。他们虽然在多瑙河上有船只，河的两岸还有一支军队，郤放弃了戍守的阵地而溃逃。查理遇到的抵抗很小，一直抵达拉坝（Raba）才回头，获得为数庞大的战利品和一些俘虏，要不是几乎所有的数千匹马都因为鼠疫而死亡，这次征战会是全面的胜利。  这或许也说明了为什么七九二年并没有征讨柔然的原因。查理留在巴伐利亚，无疑是要监督法兰克人在当地统治的扩张工作，亦即从恩河到大约维也纳之间的地区，并且为七九三年的一次主要出击行动预先擘划。他显然认为柔然人和撒克逊还有萨拉森人（Saracens）一样，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但是主动攻击的行动后来必须取消，他没有班诺尼亚地方的政治舞台上继续扮演直接的角色，因为直接介入已非必要了，柔然“国”已经四分五裂了。内战造成克汗（Khagan）与诸古（jugur）等两位最高的领袖的死亡，他们无疑是因为七九一年的失败备受指责，而在七九五到七九六之间，另外一个势力庞大的图顿（tudun），带领了大批的随从人员抵达亚琛（Aachen），代表自己和他所统治的人民向查理投降，
并且受洗为基督徒。当弗里乌利（Friuli）地方的公爵艾力克（Eric）所派遣的部队，在七九五年进入多瑙河和提萨河（Tisza）之间，攻陷了克汗一向驻扎的土造大宫殿，劫掠当地累积几代的宝物时，没有听说他曾经遇到任何的抵御行动，而这项功绩使艾尔昆深受感动。艾力克将他所掠夺而来的宝物送给查理，而查理以真命国君和领主的身分，将这批宝物分配给广泛于各地的教会和忠诚的信徒，许多宝物被送到罗马，部分到达梅西亚（Mercia）的奥法（Offa），其他的统治者可能也获得部分的宝物。到了七九六年，当部分柔然人越过提扎河逃窜的时候，新任的克汗向丕平投降，丕平命令自己的军队毁坏克汗的宫殿，掠夺了剩下的宝物，并且送给查理处置。就当时的战争而言，掠夺战利品并非发意外之财，它其实是战争的一个直接目的，因此历史材料不断提到掠夺战利品的事情。但是艾因哈德宣称，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场战役像对柔然人的战役一样，让法兰克人发了如此大的财。  艾因哈德或许是考量到这个因素，他认为对柔然人的战役，是查理所打的战争中，其重要性仅次于对撒克逊人的战役。就军事的角度而言，七九一年以后的战争很难被视为战争，而且，即使是在七九一年当年的战役里头，在我们看来，查理的征讨行动简直只像是一种游行漫步罢了。在七九七年、七九八至七九九年（当时巴伐利亚的总督格洛德被杀）以及八零二到八零三年之间，柔然人还制造了一些问题，然而我们对这些问所知甚少，似乎表示问并不严重。的确，柔然人很快就需要寻求查理的保护，以对抗周遭的斯拉夫人。如果法兰克人想将他们直接统治的地方张到上述以外的地区，将会引起一些更大的麻烦，幸好事实不然，东部的各国区域虽然臣服于查理，但仍然受到当地君主的统治。艾兰昆想到撒克逊人的例子，坚持必须以说服的方式来改当地人的信仰，不能够采取武力的手段来达成这个目的。但是，他和其他人对这件事情虽然兴趣浓厚，在当地郤没有进行重要的传教活动。在往东更加边陲的地方，因此形成了一个真空的地区，另外一支亚洲民族马札儿人（Magyars），在第九世纪的时候迁移进入上述的地区，他们对西欧地区所带来的烦恼，并不下于柔然人对东欧所造成的惊扰。

撒克逊尼（792年-804年）威悉河附近情势的逆转，是迫使查理取消在七九三年征讨柔然人的计划的主要原因，撒克逊地区似乎一直很平静，在七八六年到七九一年间，没有什么事情显示在当地的统治出了问题，在此期间，撒克逊人派兵参与了好几次战役，并且也出席了几次大会。但是，由于他们期待柔然人会大举报复法兰克人，并且受到异教信仰的鼓舞，一个小规模的叛变早在七九二年已经爆发，有些教堂被毁，一些教士被杀。斯拉夫人和弗里西亚人也起而反抗，撒克逊叛军并且派遣使节与柔然人接触。查理无疑考虑到两面作战会引起许多问题，没有立刻对威悉河的灾难采取对策，而七九三年的秋天，他专心致力于在阿尔特木尔河（Altmuhl）与瑞德尼兹河（Rednitz）之间，建立一条可以航行的运河，令人想起多瑙河（Danube）  和美因河（Main，这条河注入莱茵河）之间的人工水道。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动用了从各地征召而来的数以千计的劳力，牵涉到许多参与其者的交通运输、粮食供应等等问题，明白显示出身为国君的查理所具有的统治力量。这项工程如困得以完成的话，它所带来的实质效益必然非常庞大，但是一如拿破崙时代的结果，当地的地质环境使计划遭到挫败。  这项工程在进行的时候，传来了撒克逊的问题已经升高为全面叛变的消息。经济的萧条，加上饥荒以及什一税的负担，可能是构成全面  叛变的原因之一。随著七九二年的收成失败后，饥荒的问题震惊了法兰克王国，而且问蔓延各地，灾情非常惨重。查理一如过往，以宗教的手法来回应问题，但是他也下令给予灾民实际的援助，并且规定谷物价格的上限。至于在什一税方面，艾尔昆已经从七九零年代一个撒克逊人的哀叹中，明白指出问题有多么严重，而在饥荒期间，这项义务只有显得更加沈重。  一直要到七九四年的秋天，法兰克福（Frankfurt）的宗教大会结束以后，查理才采取军事行动，然而结果令人满意，因为当查理和他的义子所率领的两支部队在帕德本附近会师的时候，叛军就不战而降了。国王在俘虏重宣誓效忠之后，很宽大地释放了他们。这种处置方式或许可以如此解释：他对他们所处的经济困难甚感怜悯；另外也可以这么解释：他认为宽大为怀的作为，比较可能嬴这些人的忠诚。然而，撒克逊人并没有参与七九五年的一项计划中的战役，结果战役变成针对他们而发。和平投降的撒克逊人加入国王的部队，他们在听到诺德留第人杀了前往支援附庸阿博德利人的国王时，大肆蹂躏了那些桀骜不驯的撒克逊人。最后，除了北撒克逊人以外，所有的叛军都臣服投降。查理履行当初的承诺，保留了他们的活命，但是带走许多人为人质，据一项史料的说法，人质的数目是投降人数的三分之一；另外一条史料则说，人质总共是七千零七十人。虽然反抗的活动零零星星持续到七九七年，七九五年郤明白代表了南克逊人长期而有效的斗争的结束年代。西发里亚人、东发里亚人、安格拉利亚人都派人出席了七九七年巿在亚琛举行的一项会议，签署同意第二部撒克逊律令内所规定的统治方法。第二部撒克逊律令的规定常被人认为比第一部律令的内容优渥，除了在少部分案例上，处罚真的更加和缓外，它所涵盖的领域，其实并不相同。没有任何的条文显示它全面废除以前的规定，包括什一税的项目在内。然而，这部律令的语气绝对比以前和缓，至此终于宣告结束了。  相对而言，促使北撒克逊人臣服的问题，才算真正的开始，原始的历史材料在此以前几乎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七九六和七九七两年间，查理停留在威悉河下游和易北河下游之间的维摩第亚（Wihmodia）地区消磨时间，烧杀和擒拿一些俘虏，以使法兰克人迁入。维摩第亚终于臣服，但是洛德留第人在七九八年越过易北河，他们杀了国王的使节及从丹麦返回途中的大使，然后又再度叛变。查理利用一心想要复雠的阿博德利人，对付并且打败了诺德留第人，杀死了三千敌军：剩余的生还者投降，并且宣誓臣服。查理自己则亲自到维摩第亚，结果带走了一千六百人为人质。在七九九年，当地实行了次驱逐人口，空出留下的土地则授予向国王忠心臣服的世俗和教会臣子。抵抗的行动显然持续进行，因为一支部队（又是撒克逊人！）在八零二年掠夺了易北河流域的北部地区。两年以后，由七九五年开始施行的人口驱逐政策，被推展到极端的地步，查理亲自监督军队，进行驱维摩第亚地方和易北河对岸所有人口的行动，并且将易北河对岸的土地授予阿博德利人。根据艾因哈德的说法，被驱离的人口中，光是男子就有一万人。再也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像这样一劳永逸的了。  艾因哈德谈论到对撒克逊人的战争时，认为它长达三十三年，是有些误导人的嫌疑。其实，在七七二到八零四年之间，至少有十年期间，双方并没有战斗的证据，而且也不太可能从事作战。而且，查理其实是和分属于不同集的撒克逊人，进行一连串的个别战争  -----  如果我们可以用“战争”一词，来指称一个国王和他随时想要叛变的臣子之间的敌意的话。不论如何，对撒克逊人的斗争，无疑构成了查理政权的军事活动的主要基调，而且它具有莫大的历史意义。简而言之，查理若没有将撒克逊尼合并到法兰克王国的版图内，日耳曼不可能以一个政治实体的姿态出现。  要叙述查理统治的前半段时期，一定得提及征战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地位，国王的成就具有永恒的意义，它塑造了直到今日的法国、意大利，以及德国的历史发展。但是还有一些问题要讨论，不但因为它们本身非常重要，也因为它们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七九零年代历史问题时，很自然要遇到的焦点主题：帝位的问题。现在，让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查理、罗马与君士坦丁堡（768年-788年）
查理与教宗国（768年-781年）我们前面提到西欧人对罗马的尊敬态度，以及查理本人信仰的虔诚心理，或许会使人认为他是一个对教宗言听计从的忠实奴仆，其实全然不是如此。虽然他拥有强烈而坚定的宗教情怀，他仍然是一个道地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人物，自认是上帝所任命委派的统治者，上帝赋予他统治臣民的神圣权力，而且他必须为政府施政的错误向上帝负责  -----  这是多么令人戒慎恐惧的责任！无可置疑，如果决策使他所担负的社会将精力用于别的事务，无等于放弃他的责任，而且可能会危及他永劫不复的灵魂。我们要强调一个事实：在当时的观念里面，没有“教会”和“国家”是分立而自主的机构的想法。查理任命主教，制订教职人员必须遵行的义务，规定修道院生活的原则时，种种的作为，都只是在行使他对构成基督教社会的“僧”与“俗”两个体的人民的权威罢了。当时的历任教宗都没有挑战他的权威，虽然他们以圣彼得的名义，强调自己拥有天国的钥匙，取悦自己者，可以获得无限的尘世和天国的福祉，而不断向查理提出许多的要求。查理崇敬彼得这位圣徒，大体而言，他对教宗也很敬重，尤其是对哈德良有非常真摮的情感，而且认为自己有保护教宗的义务。但是，他一直都遵守自己的判断来行事，而他的判断也常常和教宗的看法相左。  早在七七零年，查理不顾史蒂芬三世要开除他的教籍的威胁时，已经明白显示出他的态度了。但是哈德良请求他协助对抗德西德流斯的时候，他立刻有回应的行动并且在七七四年的复活节，首度造访罗马，而终其一生，他共拜访了罗马四次。当时他未经宣布贸然来访，哈德良虽然以接待总主教的荣典大礼予以款待，显然也感觉忧心忡忡，在双方立誓以后，查理才得以入城。在他离开以前，哈德良疑虑已经烟消云散，因为这次造访的结果是将意大利献予圣彼得。这个文件被称为“查理的奉献”（Donation  of  Charlmagne），师法了丕平在七五四年的奉献文件，以国王的身分与法兰克人的领袖，在圣彼得大教堂签署了这个文件（还留了一份副本这位圣徒的遗体上），并且宣誓信守誓约。这份文件日后产生很重大的争议，它并没有被保存下来，而直接提到它的内容的资料，仅仅出现在哈德良的传记中一页问题重重的记载里。部分历史学家认定这是作伪人士后来假造掺入的内容。查理怎么可能在神清气朗的情下，宣誓将一大片的土地交给别人呢？更何况这些土地包括了斯帕雷托、贝内文托，以及帝国治理下的伊斯特里亚（Istria）和维纳提亚（Venetia）等省分呢？而且，如果他果然曾经如此宣誓，就他信仰的虔诚的程度和对作伪证的痛恨而论，他怎么可能不极力去完成他所立下的允诺呢？  这些问题恐怕很难找到简单的答案，但是认为文件是出于伪造的论点，现在已经公认不能成立了。毫无疑问，确实有谓奉献一事，哈德良在七七四年以后的早期书信里面，就不时要求查理彻底实践他的承诺。就哈德良的观点而言，奉献的内容包括了斯帕雷托，以及以前就属于教宗所管辖的拉韦纳、爱米利亚（Emilia）、潘塔波利斯等意大利东北地方，而且并未排除一些更广大的区域。解决这个疑惑的答案，或许不在于＜哈德良传＞的记载，而在于它所未记载的内容。当时可能立下了一些条件，比方说：这份礼物的基础，可能是建立在对当时的局势不很精确的了解上；或者，这份奉献的内容可能是要厘清国王所统治的版图以及在此版图内教会领地间的界线，换言之，就是要划清私有领土以及政府公有领土间的界线。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当前根本没有共识。
查理获得伦巴底的王位以后，哈德良甚至不能够在德西德流斯所占领的土地上行吏权力，因为拉韦纳的大主教李奥宣称自己获得查理的授权，进占了部分的城市而且继续保有它们，直到他在七七七年去世为止。哈德良虽然一再提出要求，并且公开抨击李奥的行为，查理郤始终没有介入调解，而且他也没有交出斯帕雷托。其实，斯帕雷托的人们在七七三年秋天，已经宣向圣彼得效忠，但是，哈德良自己亲自任命的公爵希尔德布蓝德（Hildebrand），在七七六年一月以前，就承认了查理的领主地位。本理本来计划在七七五年的秋天造访罗马，而哈德良也准备要求他彻底实践承诺，但是此次造访后来未能成行；更糟糕的是，查理派出代表自己的使节，竟然先抵达斯帕雷托，然后到了贝内文托，最后才出现在罗马，并且要求哈德良宽恕希尔德布德有失忠心的冒犯行为。这件事情使教宗非常恼火，他提醒查理，斯帕雷托早已奉献圣彼得。  哈德良在七七六年年初写信给查理，信中再度提到实践奉献诺言的要求，而且说他发现有人对教宗以及查理进行一项阴谋。根据他的说法，贝内文托、斯帕雷托、弗里乌利；以及齐乌希（Chiusi）等地方的公爵-----教宗以前就不时指斥前面三人是阴谋分子-----  计划要和一支希腊的军队联合起来，在七七六年的三月份袭击罗马，并且俘虏教宗，让阿德奇斯复辟，登上伦巴底的王位。阿德奇斯是德西德流的儿子，他和父亲共同担任伦巴底的国王，后来逃到君士坦丁堡。一般普遍认为，说这项阴谋是哈德良捏造的，似乎有些一厢情愿。其实，弗里乌利的罗德高（Rodgaud）在七七五年年底，已经率先叛变了；查理的反应十分迅速，第二年的年初，他进军意大利，处决罗德高，并且再度夺回叛乱的那些城市。他执行军事行动的迅捷，已经足以说明为什么这次阴谋会半途而废，虽然拜占庭的皇帝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在七七五年的九月去世，可能也是阴谋生变的原因之一。  查理在七七六年没有去罗马，七七八年的一次计划造访，后来也未能成行。哈德良非常失望，写了一封很著名的信，信中虽然还要求查理实现他奉献的承诺外，并且要求恢复原先属于教宗所有，但是在过去被人占领的教会产业；随信并附上一些证明文件。哈德良显然得到一个结论：要在意大利扩充教宗在公众事务方面的权威，已经不太可能了，所以专心关注于私有土地权利的获得，或许会有收获。
特拉西纳城The Cathedral of Terracina 不久以后，哈德良为了对付贝内文托人和拜占庭的西西里总督，以及特拉西纳城（Terracina）所共,同策划的阴谋，意图在名义上属于拜占庭统治的那不勒斯（Naples）公国，煽动他的臣民叛乱，他做了一件教宗史上空前的事情：御驾亲征，迫使特拉西纳投降归顺，为“圣彼得、陛下您以及我们服务”，他向查理如是说。这座城市很快又被那不勒夺回去，他们获得贝内文托人以及希腊人的支援，而哈德良方面则向查理求援。他认为，贝内文托的阿利其斯（Arichis）常常和西西里的总督互通音讯，他们只要一等到阿德奇斯来临，立刻就要攻击教宗，并且经由攻击教宗的行动打击查理。在这一连串的事件挿曲里面，哈德良的目标无一成功，他不能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意大利南部的教会产业（为了这些产业，他愿意拿特拉西纳城做为交换条件），而且也不能让查理卷入当地的事务；毫无疑问，如果查理来淌这个浑水，一定对教宗有利。但是，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认为所谓的拜占庭和贝内文托勾结的阴谋，纯粹是哈德良捏造出来的事情；其实，拜占庭帝国在七八一年的二月份，派任了一位新的西西里总督，可能就是要平息查理的抗议。

西元八零零年的加冕
《卡洛林书》与卡洛林文艺复兴这次攻击的直接目标是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会议所得到的教义判决内容到如何，唯有经过罗马当局送来的一份很糟糕的翻译，才为外界所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希腊文里，谈及“尊敬”（veneration）圣像的时候，它很谨慎地与“崇拜”（worship）分别开来，因为“崇拜”这个字眼是专门用于上帝的。在拉丁文里头，只用了“崇敬”（adoration）一个字眼而已。类似这样的错误，使得公开抨击教义判决的结论变得比较容易。但是这次攻击并不是以它们的内容为口实，而发动攻击的是通常被人称为《卡洛林书》的一部著作。它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大约完成的时间是七九二年，执笔的作者可能是提欧杜夫（Theodulf），他后来成为奥尔良（Orleans）的主教。但是，这部作品是用查理的名义所写成的，而且显然他曾经参与写作的工作。作品本身言词尖刻而轻蔑，有时甚至于破口谩骂，除了攻讦七八七年的会议外，早先在七五四年举行的破除圣像崇拜的会议，也在它的抨击之列。它引经据典主张圣像既不应该被毁，也不应该被人尊敬或崇拜；圣像真正的角色应该是装饰的作用以及引导人的信仰。它也讨论到其他的神学以及意识型态的问题，其中意义尤其重大的是，它破斥所谓“帝王崇拜”的论证，并且将查理的作为与拜占庭的伊琳娜女皇以及君士坦丁六世皇帝的行劲对比区分一番。伊利娜以及君士坦丁六世的行径傲慢，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是“神圣的”（divine），而谦卑的国王郤认为自己只是上帝的仆人，他的政府是实现上帝意志的机构而已。＜卡洛林书＞虽然承认罗马在信仰的问上拥有最高的地位，而且在七六九年所举行的罗马宗教会议里，法兰克的神职人员也已经公开宣布支持圣像崇拜。但是，＜卡洛林书＞郤也用自己的神学观点，明目张胆地否定了罗马的优越地位。哈德良收到一份草稿后，曾经挺身为尼西亚会议辩护（虽然他也同时提议，如果君士坦丁六世不能答应教宗的一些要求，教宗将会开除他的教籍）；然而，查理不为所动。教宗的代表后来参加七九四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宗教会议，他们接受了大会对尼西亚会议的谴责决议。哈德良为了图一时之便，牺牲了正直的美德，但是问题也因此在彼此心照不宣的情况下，得以平息下来。
在这里简略地评论一下所谓的“卡洛林的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或许是个恰当的时机。它是在查理统治时期萌芽发展的一股思想生命，因此得到这样的名称。《卡洛林书》证明了一件事情：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学术，已经有非常先进而且自信的特质了。我们或许可以笃定断言，这部作品虽然最后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但是必定有许多能力高强的思想家参与其事。他们在写作的过程中，互相交流彼此的看法，进行密集的辩论，并且尝试从各种的角度批判这部作品的论点。查理统治下的法兰克地区，经历了一次空前未有的活跃学术活动，而国王自己正是造成这种思想活跃现象的人物。他个人对学问所具有的热诚和追求，在艾因哈德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艾尔昆的书信中，尤其表现得昭昭著著；他们是他召集在身边的世界级学者中最为知名的两位。他同时也极力推动教育。在第八世纪末所颁布的律令《论教育书》，宣布各地的主教和修道院必须负起责任，教育“上帝赋予学习能力的人”。七八九年所颁布的《大诰》，命令每一所修道院以及主教的教区要提供学校；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指示，包括八零二年由奥尔良的主教提欧杜夫所发生的指令，要求他所管辖下的神职人员设立免费的地方学校。但是，我们得谨慎小心，不要过分大实际上遗留下来的成果，毕竟命令是一回事，能不能彻底实行，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况且，一个毁灭破坏的时代不久要降临了。即使如此，中古时代中期堂皇壮丽的思想成就，仍然是奠定在查理的教育成绩的基础上的。而同样重要的是，查理所建立的声望，确立了贤明的君主和支持思想活动间的惠关系，对欧洲的思想生命有莫大的贡献。  查理为什么要支持思想活动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想要根据基督教的教义，重新塑造整个社会，而要达成这个目标，知识是先决的条件，诚如《论教育书》所谓的：“行善固然比知善好，但是知善先于行善。”认为查理想要树立一个钦定的圣经权威版本的古老说法，虽然已经被推翻了，但毫无疑问的是，当时确实有一套学术工作的合作管理制度。或许我们应该这么说，当时的知识阶层只是回应意识型态气候的改革，而在此一改革中，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解开基督教知识的奥秘，而这些知识是改革的基础。在查理所统治的时代，僧侣们努力地抄写蕴藏著基督教真理的宝库，而众多的学者则专事写作，以解释这些真理，或者阐扬它们的实际结果和意义；这些僧侣和学者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可以很贴切地比拟为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苏联社会，以宣扬马克斯、列宁的著作为职业的出版家各诠释者的地位。
当时最重要的真理宝库，自然是圣经了。它被视为上帝引导世人的教科书，而且指引的范围，不仅止于道德和精神的领域，它是人类一切公私领域生活的规谬，只要阅读的人有信仰以及知识，一切的智慧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头。正因为如此，圣经的抄本非常多。根据已故的华尔特—乌尔曼（Walter  Ulmann）的说法：“相对而言，在欧洲历史上的其他时代，没有像查理统治时期的最后二十年，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圣经如此频繁地被人抄写流传。”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学者非常注意拉丁文是否正确，因为上帝所讲的一字一句，都不容许被人为的错误所污染，也不能够遭受误解。然而，还有好些著作也是基督教知识的来源以及基督徒生活的导引：神父的作品，例如奥古斯丁（Augustine）的＜上帝之城＞，就是查理自己最喜爱的作品；教会法的总集，例如＜狄奥尼西欧-----哈德良＞；圣本笃所订立的修道院清规（Rule  of St Benedict），是查理在七八七年从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所获得的；以及其他的著作等等。 关于卡洛林文艺复兴的问题，还有许多事情值得讨论，上面的解说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而已，而且主要是根据乌尔曼的解释，但是已经极能传达它的神髓了。

八零零年的加冕查理在八零零年的耶诞节登上帝位。很少历史事件受到如此深入彻底的研究，它所引起的争论也罕有伦比；各式各样的论点充斥，多得甚至无法在此一一点到，更遑论要抓住它们的要点了。因此，对于这些问题以及它们所引发的各种解释，以下的内容并不是要作面面俱到的探讨，它是笔者依据几个事件所引发的问题，提出自己必然有些教条化的判断。
七九九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教宗李奥的坐骑通过罗马城的时候，突然遭到两名教廷重要官员的袭击，他沦为阶下囚，其中一名官员是哈德良的侄子。敌对仇视的迹象在早先已经出现了，许多贵族都牵涉进这项阴谋的策划，但是他们的政治动机并不明显，除了对李奥荒唐的行止感到愤怒外，似乎没有别的更深层的原因了；而李奥的生活之荒诞不经，也确有其事。他们曾经几次企图挖掉李奥的眼睛，割掉他的舌头，毁容以后，他就丧失担任教宗的资格。但是由于一些很难臆测原因，这些计划都失败了（然而，大家都相信，这些人的计划曾经得手，但是上帝的奇迹又恢复了教宗的感官能力）。遭到拘禁的教宗，不久被人在暗中解救出来，由维尼吉斯公爵送到斯帕雷托，然后再由那里被护送到北方，于当年七月与查理在帕德本会面。查理原先是想要去罗马的，但是最后决定继续进行征讨撒克逊的计划。  当时一位宫廷文士（litteratueur）写了一首标题为＜帕德本史诗＞的迷人诗歌，它提及李奥接受招待的情形，很明白显示出查理的帝王观念：亚琛是“未来的罗马”；而国王是“欧洲之父”、“顶峰”、“灯塔”、“世界的首脑”、“大卫王”，甚至于“奥古斯都”。当日的情境无疑对促进登基为皇帝的情绪有很强烈的贡献，艾尔昆在七九九年七月所写的一封信，则以更高傲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情绪：查理是世上拥有最高权势的三个人中的一，教宗的命运已经众所周知，帝国的皇帝也被逐下皇位；当今唯一人能够以基督的律法，担负“基督教世界人民的统治者”的责任，他的权力、智慧、威严，远远超越其他人，而教会的救赎完全仰赖于此。  一大堆控诉教宗买卖教廷职务、滥立伪誓、与人通奸的罪名，随著李奥到达帕德本，引起一阵骚动，有些人认为他不应该复职，但是我们认为，复职本来就是意料中的结论，问题在于如何平息这些指控。诚如艾尔昆所指出的事实，教会法禁止审判教宗，有些人甚至于认为，即使要求教宗立誓自称无罪，也是某种形式的审判。最后采取一个变通的解决方法，由教宗自己主动（理论上言之）立誓,宣称无罪；李奥一定是在十月份离开帕德本以前，就已经同意接受这个权宜的办法，他由皇家视察使护送返回罗马。经过简短的审问，带头的那些阴谋分子遭到逮捕，随后被递解到查理那儿，他在八零零年又带著这批人回到罗马。很显然的是，查理对罗马人已经拥有司法权了，或者他已经准备要对他们行使司法权了。虽然贺德曼（Heldmann）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认为要在罗马建立最高司法权，查理必须先登基成为皇帝；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道理认为他登基以后审判这些人，就意味著他在登基以前不能够审判他们。  根据一项大约一个世纪以后的史料＜那不勒斯诸王主教行宜＞（The Deeds of the Bishops of  Naples），在帕德本的时候，还作了另外一项决定：李奥承诺要帝王的皇冠头衔为查理加冕。其实，一些非常有力的间接证据让我们相信，查理登基为皇帝的事情，在帕德本就已经达成协议了。第一，他等了多才前去罗马，而查阅编年史书对八零零年初事件的各种记载，找不到任何急迫的事情足以让他延后行程：一条记载说他继续出巡各地；另一条说他游历了自己的产业以及圣徒的埋骨之所；第三条竟然说他去钓鱼了！我们知道，他去了圣立库耶（St.  Riquier）
拜访安吉柏特（Angilbert），在都尔（Toours）拜访艾尔昆，在奥尔良造访提欧杜夫，这些都是他信任已久的人物，而且他的儿子都在都尔与他相聚。当时还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工作在进行：他在英吉利海峡上创立一支舰队，以对付斯堪的那维亚（Scandinavia）的海盗，又组织海岸上的防御工作，而且接受威多（Wido）伯爵于七九九年所收服的布雷顿人（Bretouns）的正式投降，即使他一直在擘划眼前的事务，还是不得不让人留下他在消磨时间的印象。如果登基的事情在帕德本就已经达成协议了，当时显然也决定了那刻力万钧的一刻发生的时间：还有什么时候会比基督的生日，更适合查理的帝国的“重生”呢（查理以前都在复活节造访罗马）？还有哪一年会比世纪初生的那年更加适切的呢？还有怎样的组合，能够过这结合伟大的节日与新世纪开始的一年，而对时人与后世的子孙产生更大影响呢？艾尔昆知道这些安排好的事宜，所以  他用尽心思去想出最合适的礼物，在耶诞日呈献给“大卫王”，以颂扬“您帝王权力的荣光”，礼物结果是他在西元八零零年以前，穷尽一生精力所修订的圣经，以及信中的向皇帝致敬的各种歌颂之词。  其次，当查理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罗马郊外的时候，李奥在城外十二哩的地方迎接他。按造以前的惯例，教廷是城外一哩的里程碑处迎接帝国的总督，查理在七七四年就是如此接待的。教宗会亲自出面迎接的情况只有一种，就是皇帝来访的时候，会在城外六哩的城方迎接；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查理受到的款待，已经超过接待皇帝的大礼了，而且这是一个公开的迎接仪式，其所暗示的意义，已经不言可喻。  第三个很有意义的证据是＜罗尔奇大事纪＞，它指出查理在耶诞节的不久前，就已经公开答应接受帝号。抵达罗马一个星期后，他在圣彼大教堂召开一次会议，调查处理种种对李奥的控诉。指李奥的人到场了，但是国王认为他们的动机不良，将他们羁押在狱；而且没有人愿意审判教宗。所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奥登上讲道坛，手里拿著福音书立下誓言。李奥的宣誓结束后，参与这次会议的人-----包括罗马人和法兰克人，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都要求查理接受皇帝的名号，而他“极其谦逊地”答应接受他们的请求。显然他事前就知道这项提议，但这提议不太可能是在他抵达罗马以后才提出的，四个星期实在不足以好好考虑这么大的问题，尤其是将要如何面对君士坦丁堡的后果。＜罗尔奇大事纪＞为这次会议的请求找了一些理由：首先，“希腊人现在没有皇帝……，他们现在被女人统治。”其次，查理因为上帝的赐予而拥有罗马，“这是帝国的历代皇帝（Caesars）一向驻跸的所在”，以及其他“遍布在意大利、高卢和日耳曼”的一切皇帝的住所。不证自明：查理被视为君士坦丁六世的继任人，而君士坦丁六世是最近一位
延续了奥古斯都（Augustus）以下一脉相承的统治者。由于西方现被一位皇帝所统治，帝国也将随之恢复，帝王的封号也因此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复兴罗马帝国”。但是，查理接受了皇帝的称号以后，自然就等于宣称对现在的帝国拥有统治权，换言之，对拜占庭有统治的权力。虽然一个帝国底下，同时有两位皇帝统治的情形，在过去有不少的先例，这次的会议郤判定东方没有皇帝。然而，实际上艾琳掌握著无上权力；麻烦势必无法避免。
而且，有一些蛛丝马迹显示查理曾经预先作了一些措施，以期待这件事情的发生。西西里的总督为什么会派使节到帕德本呢？除了是要探听他未来的态度外，我们怀疑是否能找到更合理的解释了。名义上属于帝国统治的巴雷亚力克诸岛（Balearic  islands），其实在七七九年就转而向查理表示效忠了。如果说耶路撒冷大主教的使节在七七九年年底前来晋见，是一件令感到意外事情，那么带著圣地的钥匙，以及耶路撒冷城钥匙与旗帜的大主教代表，则真是凑巧离谱了。整个事情毋宁看起来像是个精心设计的舞台，可以大肆宣扬其影响冲击：连基督教在东方的领袖，信仰中最神圣的城市（虽然受一位哈里发统治），都宣布支持查理了。此外，查理动身前往意大利的时候，他命令丕平向贝内文托开战，在八零一至八零二年间，又重新下达这项命令。下达这项攻击命令，不仅因为贝内文托当时几乎确定是拜占庭的盟友，占领该地也是前进攻击西西里的先决条件，,而那里是  拜占庭在西方势力的中心所在。提欧凡尼斯明白地指出，直到八零二年他转而向艾琳求婚为止（当然只是有名无实的纸上作业），查理确实一直想要攻击西西里。她接受结婚的计划，东西方势必即将统一，或许因此促成她在八零二年退位，尼斯佛鲁斯（Nicephorus）受到拥戴而即位。  就算上面所提到的事情可能都是实情，但认为查理在耶诞节当天进入圣彼得教堂时，并不知道有倨拥立自己登上帝位的仪式在等著他，仍然是绝对不能成立的说法。这里只再指出一点：查理被众人拥立为皇帝，仪式过程经过精心的安排设计，那些拥立他的人，前必定曾经预演一番，法兰克人不可能会被蒙在鼓里。除了艾因哈德的说法外，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支持甚至暗示说查理对这件事非常意外；他写道：“这时他才接受皇帝以及奥古斯都的名号。刚开始的时候，整个事情使他感到非常厌恶，甚至于相当坚定地说，如果他在事前知道教宗的企图，当天根本不会踏进教堂，虽然那是个重大的节日。”  艾因哈德的说法应该怎么解释呢？有一个论点认为，他,不喜欢的只是获得皇帝封号的方式。就制度上而言，只要经过拥戴的仪式，就可以成为皇帝，加冕的仪式通常会随后举行，但是严格说来，它不是必要的手续。查理经由拥戴而登上皇帝的位子，这也是为什么称他为“加冕即位的皇帝”是个错误的说法，至少，称之为“皇位加冕”，是容易引起误解的说法。然而，他确实是先经过加冕的仪式，然后才拥戴即位的。有人主张说，李奥蓄意把一般正常的程序颠倒过来，目的是助长一个观念：皇帝是经由教宗的加冕而产生的（这个观念也很快被接受）。所以，查理会对教宗的这项行为十分不悦，这不但解释了艾因哈德对当时情况的报导，也反映了为什么他后来不再返回罗马，而且在八一三年时候，由自己替路易加冕。这个论点有价值，尤其是关于李奥的目的这部分，但是有一些缺点，不能够解释一些具体的事情。例如，在八零零年以后，查理和李奥常常合作无间；更重要的是，这项说法不能够说明艾因哈德的报导。这个说法承认查理已经预料到接受皇帝封号的事情，而根据艾因哈德的说法，这恰好是他讨厌的封号。这里不再讨论其他各种的解释了，目前最有可能成立的解释是，艾因哈德仅提供一个文学以及道德的陈腔旧调而已。中世纪的人们认为谦卑是各阶层的统治者都应该具备的首要美德，所以拥有权势的人在被授予职位的时候，通常会按造惯例推辞一番（现在新当选的英国下议院的议长，也要做出不愿意接受新职位的样子，正是  这种态度遗留下来的痕迹），艾因哈德只要读者注意他的英雄有多么谦逊而已。  查理在八零一年的复活节过后不久，以皇帝的身分离开罗马，五月二十九日，在雷诺（Reno）颁布现存最早的一份使用正式头衔的公文：“查理，最安详的奥古斯都，由上帝所加冕任命，是统治罗马帝国的伟大太平皇帝，且以上帝的怜悯，担任法兰克人与伦巴底人的君主。”在提到各地人民的时候，国王的身分还没有被消掉，但是整个领土疆域的皇帝身分也一并出现。“罗马人的皇帝”（emperor  of the Romans）的头衔，不但显得碍手碍脚，而且容易触恕大部分的臣民，因为所谓“罗马人”，对西方人而言，主要指该城的居民；所以“统治罗马帝国”成为表达真正的帝王血统之所在的惯用语。一如他的印信以及帝国的钱币一样------前者可能模仿君士坦丁的大纪念章，而后者显然是君士坦丁的钱币为基础------  他的头衔不但与所谓“不情愿即位的皇帝”的观念格格不入，也与某些历史家在加冕以后所看到的“庇度冷淡的皇帝”完全不合。

皇帝时期
查理与皇位皇帝的位子并没有为查理带来或增加具体的权力，但这不表示它只是个毫无实际效益的空洞虚名。担任国王时代所要担负的责任，也没有因为加了帝号而牵扯更多进来。八零零年以后，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但是，登基引发他著手加强帝国时代以前很明显的改主题。改革的目标一直没变，仍然是：秩序、正义、虔诚、和平、和谐，每个目标都是以基督教的用语来表达，而每个目标都传达了上帝的意志。但是，现在他以更加坚定的心情来追求这些目标，因为他意识到伟大先驱的成就、“帝国”一词在传统上所蕴含的巍峨高远的原则，以及上帝对自己的期望。查理现在毫不怀疑，上帝赋予他无上的尊荣，就是希望能够伸张祂的大义。而且，他想到自己年华老去，要达成目标，时间也愈加紧迫了。八零零年的时候，查理已经快六十岁了，他能够更加努力待奉上帝的日子愈来愈少了。  这些考量说明了查理从罗马回来后著手进行的重大改革事业。早在八零一年的十一月，他就在亚琛召开一次宗教会议，审查神职人员的行为。但是真正的起始点是另外的一次亚琛会议，在八零二年的三月举行，会后派遣一些视察使，到他统治的所有领地去负责司法审判的工作。这些视察使包含了一些主教、修道院的院长、公爵、伯爵。皇家为了穷人的利益著想，不挑选地位较低的宫廷家臣担任这个工作，因为他们比较会收受贿赂。这些视察使随身带著书面的指示备忘录，备忘录的内容是根据查理的帝国政府发布的一份宣言，而这份宣言也因此被甘秀夫称为“钢领式”（programmatic）的律令。如果＜大诰＞是查理最严肃的律令，那么这份纲领式的律令是理想最为高远的一部了。它的内容虽然涵盖广泛，整个性格郤具有明显的宗教特色。它担忧触犯道德的问会愈来愈严重，而且总共有十五项条款专门讨论神职人员，其主题是神职人员的阶级制度、秩序及纪律。或许很独特的是，有些迹象显示，查理本人亲自介入这部律令的写作：例如，律令以第一人称的口气，猛然抨击乱伦、鸡奸及谋杀的行为。这些条文显示他心怀恐惧，认为上帝对他的审判取决于臣民的所作所为，甚至好几次明白地指出这个道理。  有两项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第一，忠诚问题的范围扩大了。这些被派遣出去的视察使，都重新向身为皇帝的查理宣示效忠，而且他们得公开向人们解释，所谓的忠诚，不仅只是不能仇恨他，而且有义务揭发别人对他的仇恨。忠诚还包念了不能破坏教堂，伤害寡妇、孤儿以及陌生人，不可以在暗中干扰司法的程序，不能违背他的意志或阻挠其意志的运作推行，以及其他更多的项目。人们应该竭尽所能，以真心面对上帝，这也是忠诚的一项义务。律令这么明白地解释说：因为查理虽然“不能够提供每个人必要照顾与惩罚”，但是他要为臣民的精神福祉负责。把忠诚的观念推展到包含宗教义务和公众职务的范围，在政治思想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确定司法审判能够维持公正与一贯的关怀，充斥在律令的各个部分。人有权活在“民族”法之下，但视察使必须提报不正当的条款让查理修订。视察使无正的不公平审判，也必须以书面的方式呈报给他。绝对不容许暗中破坏法律的行为；伯爵以及其他的官员都应该以忠实的助手来为司法审判服务，作伪证是“最严重的罪行”，要予以严厉的处置。许多的罪行保留给查理自己的法庭处理。最重要的是，法官必须根据成文的法律审判，不得随心所欲地下判决；这一点最能够说明查理厌恶独断独行。  秩序也是十月份在亚琛举行的另外一次会议的主题，在这次会议里头，从事世俗工作的神迹人员、修道院的僧侣及没有神职的人员分开集会。会议对第一种人宣读阐释＜狄奥尼西欧-----哈德良＞，对二种人宣读解释圣本笃的修道院清规；然后皇帝下旨，要求每一个团体的成员都得遵守适用于他们的规范，而所有的人都必须追随教会的长老。非神职人员的会议是由法律专家所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讨论法律问题。八零二年派遣出去的视察使，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要求每一个自由人向统治他的“民族”法，必要的修正并且以文字纪录下来。而皇帝再次下旨宣示，法官必须遵守成文的法律。查理在这里再三强调关心成文法，显示他将以前一些未尝形诸文字的法律纪录下来，或许是罗马帝国的传引起这种对立法的重视态度，因为皇帝是立法人员的最高模范。  此处不可能将帝国时代的其他法律条文做很简要的叙述，包括最后一部大改革律令，八零六年年初的昂维尔（Thionville）律令。必须要说明的是，上面所提到的主题继续延续下去，而查理心目中的正义与秩序井然的基督教社会召唤著他，一直到最后，高贵的理想并没有被注定不能实现的命运所动摇。  然而，八零六年的决定又应该如何解释呢？就在这年，一个新的帝国钱币开始启用，查理郤划分他所统治的疆土版图，预计死后传给他的三个儿子。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项决定证明了他对皇帝的封号，抱持著一股厌恶、漠然、无动于衷、或者幻灭的心情；这个看法似乎颇有些道理。相关的文件＜析产书＞（Division），划定了三个王国的疆界，而且对帝王封号的问题始终不著一语，让人马上轻想到：传统的法兰克人分家析产的思维方式，压过了帝国的大一统观念。真相其实更微妙复杂。对于罗马人和比较早期的法兰克人而言，划分国土并不意味著他们排斥一个在上拱立的单一政治实体，虽然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皇帝或国王，分别独立统治自己的帝国或王国，整个帝国或整个法兰克王国仍然继续存在下去。这不仅止是制度上的幻想而已，分析一下＜析产书＞，会发现罗马帝国时代的人以及法兰克的先人，引导著我们去面对一个“分与合观念的学术辩证关系”（用佛兹【Folz】的话来说）。一般通常解释为帝国（empire）的字，在拉丁文是”imperium”，而通指王国（kingdom）的字眼是”regnum”；和regnum比起来，imperium很少被使用，但是这没有很大的意义，因为regnum确实的意思是“被统治的区域”，所以它能够包含imperium的意义。＜析产书＞的目的，是要避免查理的儿子们在未来或者当时会处于敌对的状况，所以把“完整的疆土领域”（the  whole body of the regnum）划分开来，但是“完整的”（the whole body）观念并没有因此消灭。“王国…… 是个单一的完整个体，但是其中有三个王国；在现代的政治语言中，没有一个名词可以贴切描述这种结构。”（再用佛兹的话来说）查理预期会怎样处理皇帝的封号呢？这是个只能诉诸想像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李奥应该会一如素来的作风，批准认可他的安排。教宗的介入并不表示这些安排是在排斥帝王的观念。  与君士坦丁堡的战争爆发的时候，查理非常重视自己身为皇帝的地位，有些历史学家看到这点，因而认为他下定决心要强迫东方承认他的皇位，所以不惜一战。虽然他的身分地位在和议的时候，自然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认为若没有东方的承认，自己的头衔会有所缺憾，或者需要用战争来保有此一头衔。一直要等到八零六年，敌对已久的双方才爆发了“热战”，原因是查理回应维纳提亚以及达尔马提亚（Dalmatia）两地领袖的提议，擅自夺取当地的统治权，而它们在名义上是属于拜占庭的领土。八零六到八零七年之间，尼斯佛鲁斯派遣一支舰队，收复了上述的两个区域，在八零八年停火的协议终止后，又派了一支舰队到那里。虽然维纳提亚的几个公爵曾经一度从中作梗-----他们背了两个皇帝，注定要损失惨重-----但他已经著手寻求和平，在八一零年派遣一位使节到达亚琛。维纳提亚当时又落入法兰克人的控制，但是查理决定将它还给尼斯佛鲁斯，并且交出其中一个立场摇摆不定的公爵。由于一些大大小小的原因，和议正式批准的时间拖延到八一五年。但在八一二年的时候，米契尔一世（Michael  I，八一一至八一三年在位）的特使在收到亚琛条约的文件时，欢呼拥戴查理为皇帝；这是五百年来，君士坦丁堡第一次承认另外一个皇帝。整个事情予人的印象是：查理被骗卷入这次冲突，他很高兴能够带著一些外交利益脱身而出。他写信给米契尔的时候，很巧妙地避免提到自己的正式头衔，尊称对方为“皇帝与奥古斯都”，而言正是他对自己的称呼。

结局查理的次子丕平死于八一零年，长子的名字也叫做查理，死于八一一年。他愈来愈倚重他们，而两个儿子都忠诚以报（查理的成功，与他和子女的相处极为良好有关，这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留下来的只有路易，而查理在八一三年的九月，于亚琛，当著高官显贵的面，为他加冕成为共同的皇帝，作法类似拜占庭的皇帝，有时候会为他们的指定继人加冕。根据特冈（Thegan）的说法，他已经立下遗嘱，而把以后的时间投入祷告、账济贫民、修订福音书以及其他的作品，而据艾因哈德的说法是-----打猎；总之没有一项活动占据了所有的时间。次年的年初，查理感染发烧的毛病，而节食对病情没有帮助，随后并发了胸膜炎；一月二十八日，“以高贵的风范壮大了法兰克王国，而且统治繁荣达四十七年之久的伟大、正统的皇帝”-----他的墓志铭如此贴切地说------崩逝于他所钟爱的亚琛。

   
查理大帝 and Pope Adrian I

前任： 丕平三世

法兰克王国国王

继任： 路易一世  (虔诚者)